【传说】食蟹始于大禹治水
    相传夏代大禹治水时，授命壮士巴解督工开河泄洪，督工区域便在如今横跨沪苏的浏河一带。当时每逢秋粮收获在望，总有八足双螯的水虫“袭禾伤人”。泄洪工地夜间举火照明时，那夹人水虫更是汹涌而来。巴解率众筑城挖濠，并灌以沸水。水虫再来时，“越濠而尽皆烫死”。烫死的水虫通体由青变红，腥香扑鼻。巴解闻香掰开甲壳，一口咬下虫黄、虫肉咀嚼，方知夹人水虫鲜美无比。众人学样品尝，夹人水虫遂成民间美食。古人为此水虫造字，在“解”下面加上“虫”，“蟹”名由此而生。
        清代人顾铁卿在其《清嘉录》中记载，蟹“汤炸而食，故谓之‘炸蟹’”，说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吃蟹法以水煮最为普遍。由于在沪苏方言中“炸”与“闸”音相同，而近代食谱只有“油炸”，不称“汤炸”，水煮大蟹渐渐在苏沪吃客中被改称“大闸蟹”。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捕蟹者在港湾间设一只能进、不能出的 “人”字形竹编闸门，置灯火诱蟹入闸，入闸大蟹被称为“大闸蟹”。    
        历代有许多文人墨客把品蟹视作人生雅事、文化享受，或对酒放歌，或作画吟诗。魏晋时期的文人毕卓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唐代诗人李白的《月下独酌》云：“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丁公默送螃蟹诗》中写道：“可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取两尖团”。还把品蟹与上庐山观日出相提并论：“不到庐山辜负日，不食螃蟹辜负腹”。陆游亦有诗句：“蟹肥暂擘馋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
        明代画家徐渭的两首《题画蟹》诗写得快意流畅：“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谁将画蟹托题诗，正是秋深稻熟时。饱却黄云归穴去，付君甲胄欲何为”。清代初期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蟹味大加赞赏：“河蟹十月与稻谷俱肥，壳如盘大，而紫蟹巨如拳，小脚肉出，掀起壳，膏腻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无他，乃蟹。”
【史实】清水蟹50年前面市
        上海大闸蟹史上流传最广的传说是：清代末年的一名松江知府在以大闸蟹和当地特产四鳃鲈鱼大宴宾客时，出了一个上联“鲈鱼四鳃，独出松江一府”，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正好遇见，对了下联:“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州。” 
        到了民国时期，上海渐成移民城市，移民中有许多前清遗老遗少、旧式富商钜贾，他们都把品蟹列作  吃喝玩乐中必不可少的大事，上桌蟹肴花样翻新。当时的虞洽卿路上有一家晋隆饭店，店里的宁波厨师头脑灵活，烹调极善迎合食客意图。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常到上海游玩，每逢金秋十月更是必到上海品蟹。他要晋隆饭店的宁波厨师把蟹蒸好，剔出膏肉，放在蟹盖里，厚厚洒上一层乳酪起司粉，再放进烤箱烤熟后上桌。这一道“起司蟹盖”完全保持蟹的鲜美，其品味远远超过了牛排、罗宋汤等“大路货”，很快成了达官贵人聚会必点的中西合璧名菜。